历史上，番薯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救灾帮手、开垦先锋、穷人常粮、牲畜饲料再到现在的健康美食、化工原料，具有多重面相的番薯在不同的时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具体而微地呈现着全球历史的缩影，记录着中国历史的纵深切面。

今天的中国虽然稳居世界第一大番薯生产国，然而番薯产量持续走低，番薯在口粮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食用番薯在番薯总产量中也较少，番薯是名副其实的副食、杂粮。透过番薯的历史，我们可以知晓其角色发生了多次变迁，或许可以把目光重新聚焦番薯，挖掘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番薯在中国的引种与推广

(相关资料图)

番薯起源于美洲，美洲的生产环境造就了番薯喜暖湿、耐贫瘠的特性，这是土地而非人工赋予番薯的属性。番薯成为美洲常见的作物，但被排除在“三姐妹作物”（玉米、菜豆、南瓜）之外，借由殖民者之手，最先抵达旧大陆的西班牙，进而扩散至整个旧大陆，成为人类共有的新的食物之源。

番薯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食物种类，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选择，进而改变了种植结构、经济形态甚至生态环境，更在于不同族群、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内化，这就是全球化最初的、最重要的交流——物质文化交流。而且，由于旧大陆接受的是番薯本身，并不知晓番薯的原生文化，新品种的传入与本土化无疑又是一次新文化的创造过程，涉及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人们经常把番薯与古“薯”相混淆，同名异物的字面意思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次的原因便是使番薯较好地嫁接、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中。

万历年间，番薯传入福建，有人认为传入者陈振龙功比神农，并不是过分夸大。除了陈振龙的菲律宾—福建长乐路线之外，尚存在八条路线的传说，但我们以为多是三人成虎的层累建构，均可以证伪。当然，番薯传播史中确实不乏重要人物，既有帝王将相、权力官僚，又有地方政府、商人团体与一般士人。与玉米相比，番薯推广的阻力更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番薯的形象也经历了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转变，转折点可以说是当番薯“遇见”了中国山区，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甘薯十三胜”，跟随移民的脚步不断扩张。在山区，番薯从普通作物一跃成为救荒作物，再到主要杂粮，最后成为主要口粮，其角色发生了多重跃迁，这是物种与环境、人、社会等多重因素互相博弈的结果。

番薯发展的内在逻辑

由于番薯的传入，难以种植作物的土地、废耕的土地与季节得以活化，进而带动粮食总产量增加，支撑了已有人口的增长，不仅促使农作物重组，也为农作物种植制度的改变提供了新的基础。虽然从最终的结果上看，番薯极其重要，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番薯在南方山区推广最快的阶段，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功用，在南方平原地带则一直建树不多，最终在南方形成了东南丘陵番薯种植带。北方的番薯推广要更晚，至清末民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然而仍无在南方山区的地位。

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番薯长期以来并非粮食作物，而仅作为救荒作物，所以出现“引而不种”“灾后即撤”的现象。其中既有花利代表、种植制度、技术闭锁等主要因素制约，还有藏种技术、番薯保存、口味生理等次要因素限制。番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地位和作用很有限，但与明清人口“大爆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需要批判“美洲作物决定论”，正视番薯的影响。番薯真正的作用是积极应对人口压力的措施，即“人口压力决定粮食生产”。

番薯逐渐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大田作物，通过作物组合与土地利用，影响农业生产的空间格局，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番薯半年粮”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诞生了与番薯相关的民俗信仰、农谚农诗、饮食文化、命名文化等洋洋大观。

当代番薯的历史地位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力量为番薯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民间力量则为其提供了经济活力，在二者的互动中，番薯从“逃避作物”最终加入国家的税收和仓储体系，成为“国家作物”，最终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这种跃迁造就了几代人的心理认同与情感皈依。改革开放以来，番薯的角色再次转变，从主粮再到杂粮，虽然产量激增，但口粮比例却在下降，其中有饲料化的内在逻辑。与同为美洲作物的玉米相比，番薯技术革新不足是其重要短板，当然这并不妨碍番薯地理标志产品的诞生。

近年，中国番薯种植与历史高峰（世纪之交）相比已衰弱不少，出现快速、大量减植，与社会转型后农村劳动力减少、番薯栽培过程相对复杂，以及作为饲料被廉价玉米与大豆所取代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种植收益降低，导致农民的种植意愿低落。至于何以收益降低？番薯不再供作常粮与饲料是主要原因，这与玉米完全相反。番薯在多数产地已经转为以供应食品加工原料为主，这是共同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对番薯的统计早已归为“薯类”，不再专门统计番薯的生产指标。但是，番薯依然在农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番薯的再次“声名鹊起”，恐怕要归因为“抗癌明星”等外在力量的形塑。

总之，历史上番薯从平原到山区再到平原，从边疆到南方再到北方，从杂粮到主粮再到饲料，从食用、饲用到多样加工品再到工业用品，从农家种到海外新品种再到杂交番薯，逐渐摆脱了边缘化的历史地位，被国人赋予了生命、人性以及文化，其商品价值、身份及意义也在发生转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明清以来玉米史资料集成汇考”（21VJXG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