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双碳”目标下，转型金融成为绿色金融的自然延伸。转型类债券作为转型金融工具，主要用于支持向低碳或零碳转型的企业或活动。近两年，我国持续开展转型类债券创新，新华财经就此采访多位国内外机构的专家学者，针对转型金融与转型类债券标准、转型类债券管理规范与信披标准以及优化高碳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等问题寻求答案和建议。

新华财经北京8月21日电（王菁）我国绿色金融已取得长足发展，近几年热门的“转型金融”概念又缘何兴起？传统的绿色金融资源大部分支持的是纯绿或接近纯绿的经济活动，比如新能源、电动车和电池等碳排放量较低的项目。然而，对于煤电、钢铁、水泥、有色、造纸等传统的高碳行业而言，绿色金融目录中容纳的转型类经济活动并不充分。

在当前金融体系下，即使某些高碳企业有转型意愿和可行的转型计划，也很难获得向低碳转型所必要的资金支持。为了弥补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支持不足的缺陷，转型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在双碳目标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完善转型金融框架从而推动高碳行业向低碳的有序转型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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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近日在接受新华财经专访时指出，“未来国家级的、权威的转型金融目录一旦出台，预计我国转型融资工具的使用会出现爆发性增长。中长期来看，转型金融涉及到的融资量会超过支持纯绿项目的融资量。”

高碳行业转型需求强烈我国转型融资工具发展有望迎来爆发性增长

近年来，绿色金融在中国乃至全球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与之相比，转型金融服务的支持对象主要是棕色产业和碳密集型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高碳行业保持现有的碳排放强度，而是要为帮助其向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马骏表示，可以将“非绿活动”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可转型的活动，活动主体有转型意愿、能力和技术路径，如果得到转型金融和政策的支持，今后的碳排放会减少，并可能成功向净零排放转型；另一类是不可转型的活动，包括技术上无法转型、企业没有转型的意愿和能力等情景，碳排放将保持当前强度甚至更高，转型金融对于此类活动则并不适用。

马骏称，国内市场转型金融产品自2021年开始兴起，目前，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是比较典型的转型金融产品。从转型类债券的发展现状来看，“近两年内，在国内发行的该类债券大约有二十只，与我国现有1000多只存量绿债相比，还是非常小的一个比例。”马骏指出。

除了总量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转型金融工具品种也待创新。马骏称，现有的转型金融工具仍然比较单一，尤其是股权类和保险类两类产品还较为缺失。面对转型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发展转型金融还需要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

展望后续，转型金融承担的历史使命，确保了该领域日后的广阔发展空间。据悉，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造纸、纺织等都属于高碳行业，低碳转型需求十分强烈。绿色转型所需要的融资总量，理论上来看，有可能是“纯绿金融”融资量的数倍，这也是下一个绿色金融发展最重要的方向。

马骏称，“该领域发展还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框架，要有政策、有标准、有产品，否则容易走偏，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风险，尤其是假转型风险。如果后续国家级的、权威的转型金融目录和使用指南一旦出台，预计我国的转型融资工具使用会出现爆发性增长。中长期来看，转型金融涉及到融资量会超过支持纯绿项目的融资量。”

“可以想象一下，一旦我国十大高碳行业都开始使用转型金融，那是怎样的局面。欧美一些国家发行的转型类债券发展比我们早一些，但只数并不多，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高碳行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并不高，也不太容易找到类似国内的一些‘巨型’转型项目。”马骏解释称。

政企联合提升融资“可获得性” 引导转型金融“保质保量”落地

对于如何支持转型金融在中国的高效落地，马骏指出，“在2022年11月的G20峰会上通过的《G20转型金融框架》，对引导、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支持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序地进入到市场中，用金融手段帮助有意愿、有技术支持的高碳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马骏针对《G20转型金融框架》做了详细的解读。他指出，该框架作为引导各个国家制定框架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纲领性文件，有五大支柱：

一是界定标准。马骏认为，“在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对转型活动（包括企业和项目）的识别成本会很高，不利于金融机构开展转型金融业务。目前，我国央行已开始进行转型金融目录的编制工作。我国浙江省湖州市作为优秀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已发布了第二版地方转型金融目录，其中包含了九大行业中的106项转型活动。湖州市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地关注与推广。”

二是披露标准。具体来看，转型主体要获得转型融资，就需要披露完整的转型方案、短中长期的减排目标、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落实转型的治理安排等。

三是产品体系。马骏称，“要扩大目前转型金融工具箱，让更多种类的产品纳入进来，尤其是股权类、保险类工具，帮助融资企业降低杠杆率、规避转型所带来的风险。”

四是激励机制。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让转型活动更具有可行性，提高融资的可获得性。

五是公正转型。“要更加注意转型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社会影响，如大规模失业和供应链断裂等，而金融机构应该鼓励转型企业采取措施减少转型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马骏称。

另外，为了确保工具效果的可持续性与公正性，转型金融产品的定价应该与企业转型业绩（如减排效果）挂钩，甚至与“转型的公正性”挂钩。马骏举例称，“比如在可持续挂钩贷款或债券的条款中，金融机构与企业约定阶段性目标，将是否能够实现减排目标作为决定其利率的一个因素，从而激励企业努力减排。在这些产品的存续期，金融机构需要持续监测并要求企业定期报告，这种做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假转型’风险。”

而对于实体经济如何实现转型，马骏强调，“实体经济的转型要把落脚点放在企业层面，需要企业有转型的意愿和方案，才能让金融机构去支持转型活动。”马骏建议，可以从政府的角度去推动和鼓励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辅导，帮助企业充分认识到转型的意义和迫切性。

整体来看，目前中央政府出台了“1+N”的政策，明确了主要高碳行业的转型方向；一些大型高碳企业已具备转型的方案路径和所需的设备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示范；许多地方政府也希望为企业的转型路径提供支持，以推动本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保持就业稳定。作为推动地方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外部支援，转型金融正在得到多方的高度重视。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